水天中：常玉，世间不常遇
常玉，1966年在巴黎因煤气泄漏去世时仍默默无闻、不被赏识。而今，西方公认他为世界级的绘画大家。
在中国美术馆纪念建馆五十周年开放的百年美术精品陈列中，一百年来的重要美术家集体亮相。张弦、关紫兰、沙耆这些曾经被冷落、被淡忘的美术家终于跻身中国艺术史的行列，使关注中国现代美术的人们深感欣慰。但欣慰之余，仍然感到有所不足，不足之一就是一些流寓海外但保持着中国身份的美术家，仍然未能“回归”故土。其中最令人惋惜的就是画家常玉。
常玉1900年[注1]10月14日生于四川顺庆（今南充市顺庆区）。他家是一个经营蚕丝业的富裕家庭，幼年在家学习书法和水墨画，临写乡贤赵熙字帖，颇有心得。十八岁随其兄赴日本，观摩日本艺术，并参与其兄的商业活动。1919年回国，次年经蔡元培介绍，得到留法勤工俭学会支持去法国留学。
与当时那些节衣缩食，刻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不同，常玉不愿意委屈自己。在中国留学生中间，他属于生活优裕的一类。不知道是怕受拘束，还是厌恶学院派习气，他没有进正规的艺术学校，而是在“大茅屋工作室”学画。在中国留学生的记述中“大茅屋画室”有各种不同的称呼，如“大茅屋研究所”、“格朗特歇米欧尔研究所”等，有人甚至称之为“大茅屋学院”。但实际上它是向一切人开放的画室，花钱买票就可以随时入内画速写，它的优点是自由、开放。那里有一些老练的模特儿，去那儿画画的不乏有名气的人物。大家可以相互交流，相互学习。常玉出了画室，便进咖啡馆，他坐在咖啡馆里举目四顾，悠然地画几笔速写。这与忍饥耐寒，苦练写实基本功的徐悲鸿形成鲜明对照。
王季冈回忆常玉，说他是以“翩翩佳公子”形象出现在巴黎留学生之中的，“其人美丰仪，且衣着考究，拉小提琴，打网球，更擅碰球”，但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跳舞……而且“对友人妻保持距离，未若张道藩之意向也”。“对友人妻”云云，是指常玉与蒋碧薇的关系。常玉到法国之后，与徐悲鸿夫妇交往最多，且常与蒋碧薇出游。在别人的印象中，他与蒋碧薇似乎保持着纯粹的友谊关系，但蒋碧薇回忆录中却详细记述在常玉家中约会，引起徐悲鸿怀疑嫉妒的一场难堪风波。据蒋碧薇记述，她是先到常玉住处，随即与常玉外出买菜。而徐悲鸿的怀疑是由于他知道蒋碧薇先去常玉住处，但他久久敲门而无人开门……在常玉去世以后，人们在他的相片册中发现了蒋碧薇和他一起拍摄的好多照片。
1921年8月9日，常玉和谢寿康、江小鶼、孙佩苍等在巴黎学习美术的一伙中国留学生组成“天狗会”，并邀约当时以官费留学，暂居柏林的徐悲鸿、蒋碧薇入会。
1930年左右的常玉，摄于巴黎寓所
1923年，张道藩、邵洵美、郭有守也应邀加入。“天狗会”并非真正的艺术社团，而是一个联谊性聚会的诨号。顾名思义，含有玩世不恭的意味。在发起通知中，写明成员咸具“狗性”，故以“狗会长”、“狗先生”互称。“天狗会”的起因，是法国留学生听说刘海粟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为“天马会”的社团。在当时那些狂傲的留学生心目中，刘海粟属于不学无术的一类人。他们遥遥相对地成立“天狗会”，无非是一个刻薄的玩笑。在“天狗会”成立之后，常玉与谢寿康、孙佩苍到德国，与徐悲鸿、蒋碧薇会合，一伙人同吃同住，游山玩水，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。而蒋碧薇在回忆中对常玉颇有微词，她记得当时大家动手做饭洗碗，“只有常玉袖手旁观，什么事也不做，每天十一点多钟才来，谈谈笑笑等吃饭，吃饱饭拍拍肚皮就走”[注2]。
吴冠中回忆，他很少见到常玉与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或者留学生交往。同在大茅屋工作室学画的庞薰琴回忆，在大茅屋工作室，总有许多画家围着看常玉画画，他用毛笔画速写，“最有趣的是他把周围的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年轻的或是中年的都画成女的裸体，没有人提抗议，相反受到极大欢迎”。庞薰琴说法国艺术界有许多人是常玉的朋友，与常玉交往最密切的是贾克梅蒂。毕加索也与他有过来往，而且曾为常玉画过一幅肖像。但这幅肖像画已不知去向。
常玉巴黎的工作室，1950年代。
1950年左右的常玉
1926年，庞薰琴访问巴黎郊区的常玉画室，发现他的画室比一般青年画家的画室要好得多，“环境清幽，工作室又高又大，光线也好……工作室内有个阁楼，常玉就睡在这阁楼上”。但使庞薰琴感到惊奇的是宽敞的画室里竟然没有一幅画，他告诉庞薰琴：“我连烧菜的油都买不起，哪有钱来买油画材料”？“我就是在几块画布上画了又涂，涂了又画”。他并不是卖不出画，经常有画商围绕着他，他从不拒绝各种宴请，而常常拒绝卖画，庞薰琴回忆：“人家请他画像，他约法三章：一先付钱；二画的时候不要看；三画完拿了就走，不提这样那样的意见。同意这三个条件就画，不能实行这三个条件就告吹”。
常玉于荷兰的凡莱画廊所举行的展览通知，1933年
20年代后期，徐悲鸿和蒋碧薇，以及潘玉良等留法学生陆续回国，常玉却继续留在巴黎。他在大茅屋画室结识了贵族出身的哈蒙妮耶女士，很快成为爱侣，见过这位小姐的人说她“文静又端庄”，1929年常玉和她结为夫妇。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没有维持多久，三十年代初即已离异。据在巴黎的中国人讲，常玉曾有过好几个女性伴侣，但共同生活的时日都不长。他在女人身上挥霍了大量时间与金钱。
1930年到巴黎的秦宣夫回忆说：“常玉当时过着波希米亚人的生活，白天在咖啡馆里读《红楼梦》，晚上画玻璃画” [注3]。虽然常玉在巴黎过着逍遥散淡的生活，但他的艺术才华还是引起人们的注意。1925年，常玉的作品入选法国秋季沙龙；1932年，《1910—1930当代艺术家辞典》收录其事迹；1933年在阿姆斯特丹举办个展；1931年，有出版商约请常玉为梁宗岱所译法文版《陶潜诗集》作铜版插图，常玉接受约稿之后久拖不画，说是没钱买铜版材料。后来出版商送来铜版，常玉找了一把中国的修脚刀，刻制完成了四幅插图。出版商很喜欢这几幅用修脚刀刻成的插图，出了精致的单行本。
草原漫步 50x65cm 1940年
1938年，在四川掌管家产的哥哥去世，常玉在这年夏天奔丧回国，和弟兄们分了家产之后回到法国。[注4]这一段时间是他活得最轻松、愉快的时间，继承了一笔可观遗产的他过着富裕的生活，他与一个个漂亮女子交往，而在事业上则任性率意，不想做艰苦努力，厌恶画廊对他的限制和压力，这使那些曾经想与他合作的画商先后放弃了与他合作的打算。
富裕生活必有尽头。纳粹军队进入巴黎，法国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。常玉坐吃山空，幸好有朋友接济，使他免于困窘。40年代前期，常玉一直留在法国。他尝试过各种挣钱过日子的办法，他制作和出售过石膏、陶制工艺品，做过雕漆家具图纹……虽不无小补，但收益甚微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巴黎终于恢复了昔日的平静。但她失去了原有的国际艺术中心地位，艺术家们纷纷前往美国，常玉也束装就道，在1948年去纽约。当时正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的吴冠中，曾在赵无极家里遇到这位即将去美国的四川艺术家：“常玉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，还有一点古怪。他正当中年，身体壮实，说话不多，但显得很随便，毫不拘谨。他穿一件红色的衬衫，那种鲜艳的衣服在当时的巴黎艺术家中也很少见……”。
常玉到美国的主要目的不是画画或为自己的画作寻求新的主顾，而是推销他发明的“乒乓网球”——在类似网球场地而略小的地方，用乒乓球或较小的球拍代替网球运动[注5]。早在战前，常玉已经在这上面花费了大量精力，他喜欢打网球，并设计出“乒乓网球”，企图将贵族化的网球运动开展到没有经济实力去打网球的平民之中。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，常玉前往柏林参观运动会，并宣传他的发明。据说曾得到一位著名网球运动员的赞赏。在美国的时候，常玉被新闻界称之为“乒乓网球的发明者”。常玉对于这一头衔重视的程度远超过“艺术家”或者“画家”。但他努力宣传“乒乓网球”的结果，却一无所获，他想借此发财的希望彻底破灭。
战后相当长的时期，常玉几乎放弃了画画。五十年代初，他想回中国另行创业。事实是他已经无法忍受贫困的生活。但中国大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正在雷厉风行地进行，海外听到的消息使常玉彻底打消了回国的念头。据黄永玉回忆，当时一个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巴黎，在拜访了毕加索之后，又找到了常玉。代表团中一位美术家邀请常玉回国，“可以到浙江美术学院当教授”。常玉的回答是他不能回去，原因是“早操”——“我早上起不来”。他是从广播上听到国内学校师生都要上早操的，其实早操只是小事一桩。使他不敢回国的是当时无所不至的政治气氛。但他总得谋生，他到巴黎一家仿古家具厂做中国式家具的雕漆纹饰，这种工艺纹饰的痕迹，曾经出现在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中。后来又到一家越南人开的餐馆做工。
1962年，他在桌上架梯登高修理玻璃屋顶时摔伤，从此留下耳聋疾患。1963年，常玉接受台湾教育部邀请，打算去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。离开法国前换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去埃及旅游，因为当时埃及已与中华华人民共和国建交。他去埃及时前后又逢中法建交，由于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，被拒绝进入台湾。他想要回已经运抵台湾的作品，也未能如愿。这批作品由台湾教育部于1968年拨交台湾历史博物馆收藏，那是他遗作最完整的一部分。
1965年，收藏常玉作品的一位企业家，在自己的别墅中为常玉办了一次画展。展览开幕那天，宾朋云集，朱德群、潘玉良、席德进等人都到场祝贺，潘玉良曾称赞他“年纪越老画得越好”。
在20世纪前期中国去欧洲学习艺术的留学生中，常玉是相当奇特的一个。他与徐悲鸿、林风眠和稍后的吕斯百、常书鸿等人都不同，无论艺术取向、生活方式、人生态度都不同。常玉少年时期受传统文人画濡染甚深，他的性格气质又与严密矜持，尊崇法度的学院传统水火不容。与他的朋友徐悲鸿之服膺学院艺术大异其趣，常玉不但自己与学院艺术、学院生活绝缘，而且告诫他的中国朋友，万不可步入美术学院的大门。庞薰琴就是在他的告诫下打消了投考巴黎美术学校的计划。这与徐悲鸿之屡屡告诫青年留学生万不可背离学院传统，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如果说，是徐悲鸿的谆谆教导影响了吕斯百和吴作人的治艺道路的话，常玉的艺术选择和告诫，则影响了早逝的张弦和早期的庞薰琴。
常玉不是文化上的国粹派，他的绘画融合了国传统文人写意与野兽派画家的表现性。在他的内心，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。他常在画上仔细、匀称地描上许多中国古代福、禄、寿符号。在一些静物画上，他多次题写程颢的名句“万物静观皆自得，四时佳兴与人同”。在他早年的作品上，常盖有“天官赐福”肖形印，那是他在国内小摊上买来的小玩意。而他的绘画布局和绘画趣味，有明显的中国民间手工艺品的痕迹。
在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上，常玉是与20世纪前期法国画坛主流艺术家同步前行的。他与马蒂斯、毕卡索等人在相近的时期，追求着相似的东西，他与马蒂斯在风格上的接近特别引人注目。在这一方面，他和日本的藤田嗣治走相似的道路，但“后来被藤田嗣治所压倒”。[注3]从20年代开始，常玉就在探求绘画形式的单纯化。他的油画色彩含蓄、柔和而又十分单纯，他不但用毛笔画速写，而且在油画上也常常勾出富于表现性的线条，有时候在厚的油彩色层上刻画出简练细挺的线。他与另一位华人艺术家赵春翔的笔意不同，赵春翔的线有一种爽利细挺的“帅”气；常玉的线敦厚内敛，不让线条成为挣脱整体色彩造型的因素。看到他画面上的线描，就会联想起他本人淳厚的神色。
他对自己的艺术风格有过富于风趣地解说：“欧洲绘画好比一席丰盛的菜肴，当中包含了很多烧烤、煎炸以及各式肉类.。我的作品则像是蔬菜、水果及沙拉，能帮助人们转换及改变对于欣赏绘画艺术的品味。当代画家们总带点欺骗地以多种颜色作画。我不欺骗，故此我不被归纳为这些为人接受的画家”。这些话使人感受到他淳厚中的机智与幽默。
在他的作品中最常出现的是丰满健壮的性感裸女，粉红色的躯体，丰硕巨大的双腿，小小的头颅和小小的脚。徐志摩曾以谐谑的赞美形容常玉画中的女性为“宇宙大腿”。这种健壮、美丽、悠闲的性感女人，显然是画家内心所向往的女性形象，也几乎成为他作品的标记。庞薰琴早年作品中也有这样的“宇宙大腿”，他留法时期的绘画中夸张的女性躯体，极可能受到马蒂斯和常玉的共同影响。
常玉 曲腿裸女
据席德进回忆，常玉晚年做过一个彩漆屏风，屏风上画的是《金瓶梅》中的场面，上面还题写了他的“色情诗”。这个屏风后来被潘玉良的男友收购，摆在他经营的餐馆里。后来餐馆歇业，屏风从此消失。
常玉也喜欢画花卉和野兽，那些平凡的花卉并不艳丽，但很坚韧。特别是花卉的枝条，像中国秦汉碑刻中的笔划，蕴含着特殊的执拗。吴冠中说那些线条是“一鞭一条痕的沉痛”。与这些在小小花盆中的花草形成对比的，是他笔下的走兽，不论是野性的象和豹，还是驯养的马和猫，它们都显得悠闲而小巧。常玉从这些动物身上看到的不是它们的劲健威猛，而是它们的自在与自由。
虽然常玉明显地表现出对于绘画的冷淡，但他的才艺毕竟是在绘画方面。1955年他的作品参加了巴黎独立沙龙展，他终于觉察到人们对他的绘画的兴趣，远远超出对他的“乒乓网球”的兴趣。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，他回心转意于艺术，他给法兰克的信中说：“在经过一生的绘画历程以后，我现在终于懂得如何绘画了”。
常玉绝笔之作《孤独的象》
不管是女人，是花草，是金鱼还是野兽，它们都像常玉一样，超然物外而悠闲自得。常玉说过，他画上的野兽就是他自己——它们孤独地彷徨于无垠的天地之间。画家以此自况——在20世纪的中国，像常玉这种不求闻达，悠然自得的留学生，几乎像凤毛麟角般稀有。1966年夏天，常玉画了一张奔走于广袤原野的小象，他在电话上告诉他的朋友：“孤独……我画了一张画……”画上是一头既找不到居留歇息之处，也看不到生活尽头的孤独的小象。常玉告诉他的朋友：“那就是我”。这是画家生命终端的绝笔。
1966年8月，常玉因煤气中毒，在巴黎寓所猝然离世。那是法国人外出度假的时日，这位中国画家的死，两天之后才被警察发现。警察找不到死者的任何亲属，找到常玉打工的那家越南餐馆，由警察局出面让餐馆老板出钱埋葬了常玉。[注5]而在国内，当时正是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地覆天翻的时候，国内美术界没有人知道这位居留在巴黎的中国艺术家是怎样活着，更不知道他是怎样死去的。但即使有人知道，又能怎么样？
2003年白露 二稿
写作此文时引用了以下著述中的材料，吴冠中先生就常玉印象回答了笔者的提问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庞薰琴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》，北京三联书店，1988年第一版
蒋碧薇《蒋碧薇回忆录》，江苏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第一版
陈炎锋《常玉》，台北艺术家出版社，1995年初版
苏富比公司《罗勃·法兰克之常玉》，台北苏富比股份有限公司，1997年出版
大未来画廊《民初西洋美术的开拓者》，台北大未来艺术有限公司，1996年出版
刘昌汉《百年华人美术图象》，台北艺术家出版社，2000年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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